若提及池州历史上的佛教名山名寺，一般人都会说是九华山和以化城寺为代表的山上众多寺院。可佛教史上的确资料，却在告知人们：大唐年间，与九华山同样著名甚至声望高于九华山的佛教名寺，则是南泉山的南泉寺。对此，眼下已很少有人知晓了。

南泉寺，在唐时秋浦县（含池州市贵池区）的南泉山。现代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魏嵩山，在他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》里，不设“南泉山”辞条，则将“南泉寺”作为历史地名录入了大辞典，反衬出南泉寺在中国宗教史上的显要地位。不过写得太简略，只说：“南泉寺，在今安徽贵池市东南。唐建。”单凭这个１４字解释，尚不能看出它的子丑寅卯来。倒是明朝嘉靖年间《池州府志》记述得清晰：“南泉寺，在（府）城西南七十里南泉山，唐贞元年间建。大和七年宣城陆公亘请赐额‘南泉承恩寺’。”

皇帝为之“赐额”，可窥探出它在佛门的影响之大。

在八世纪后期至九世纪中后期的百余年间，中国佛教的南宗迅速兴起。南宗主要创始人和整个禅宗史上的极有声望的人物，是道一和尚。因其俗姓马，故俗称之为马祖。马祖初年于当年的渝州（今重庆市）寺院受戒，后至今湖南境的南岳般若寺从怀让禅师受学十年。学成后，常在江西收徒传法，逐步形成以洪州（今江西南昌市）为代表的传法中心，公称佛门禅宗里的南宗，也称之为“洪州宗”、“江西派”。“江西”，指的是今湖南、江西的大部和安徽的皖南部分，池州当在其中，成为洪门宗的传播地。由于马祖的禅法有自己的创新特色，故成为广大僧徒投奔受法的对象，高峰期，马祖弟子竟达八百余人。弟子之中，即有后来成为禅宗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的普愿。《宋高僧传》、《景德传灯录》，都载有他的传记；他的传法语录，则录入佛门经典《祖堂集》，可见这位普愿的地位之尊。

普愿，唐时新郑（今河南新郑县）人。因俗姓王，民间和佛门内多称其为“王老师”。他十岁出家，从大慧禅师受业，三十岁于嵩山（今河南登封市境内）会善寺受具足戒，后再投之马祖门下。由于聪慧过人，能言善辩，每当参听马祖说法之后，弟子们在做“寻绎师说”的发言中，普愿的见解，常常受到众僧的赞许和尊重。唐德宗贞元十一年（公元７９５年），年近五十的普愿，离开马祖，来到当年池州的南泉山，创建寺宇，独立传业，从此开创了南泉山佛门学法的历史。史料文献上说，他在南泉山“堙谷刊木，以构禅宗”，同时为减轻社会上的施舍负担，他从不要地方政府和民间百姓的资助。普愿传法之余，亲自于山间牧牛、耕田、种植庄稼，带领门徒弟子自力更生解决衣食问题。清灯冷火，粗茶淡饭，普愿一意修佛，一心传法，安于清贫，从不扰民，他居南泉寺三十余年，从没有下过一次山。

普愿严格自律的行为和从不扰民的高品，感动了社会，震惊了佛门，也得到地方政府的官员和诸多士大夫们的敬仰。东西南北方的佛界门徒，纷纷奔向池州，奔向南泉山；居家理佛的居士们，也把南泉寺看作是理想的瞻仰之地。一时间，普愿的门徒弟子，多达九百余人，超越了他的老师马祖。可见，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之大。鉴于普愿与南泉山和南泉寺相处了几十年，形成了佛界的“南泉精神”，因而，人们把普愿与南泉视之为一体。以致不少的史书、方志、佛门典籍，称普愿为“南泉普愿”，将其的传略，书之为“南泉传”。正由于南泉寺在南泉山，而南泉山又属池州地，随着“南泉普愿”声望的日益扩大，池州在全国的知名度也逐步提高，同时促进了当年池州的经济发展。

由于普愿的受业方法，不拘泥于佛教经典，以既可通过禅观、又不局限于禅观的方式，传之于门徒。在解说佛经语录中，如遇上难于用语言表达之时，他则用自己的动作来暗示。这种施教之法深受僧徒的乐道，也为平民居士们所喜爱，乃至为地方官员所支持。不过，普愿对体现佛门道德的戒观，却施之于严格，他自身做表率，对弟子也严加要求。佛界中久为流传的“南泉斩猫”一案，则是这种精神的生动表现。案情，是一只猫所引起的：

南泉寺的东、西两堂僧人，因争夺一只猫，发生了争执，并由争执演化为佛舍间的一场纠纷。在解决不了猫的归属矛盾时，双方都去请普愿大师出面来裁断。在听了双方的诉说后，普愿当众僧说了这样几句的“判决”语：“道得，即救取猫儿；道不得，即斩却也。”言中之意，说出家人的重要责任，是按佛经要义去修身说禅，追求成佛的道理；只因一只猫儿的归属，即大闹纠纷，是忘记僧人职责，是“道不得”的表现。两堂僧人，只注意大师对猫儿归属的判断，对普愿深含教化的语言，却没人去深刻领悟，令普愿对弟子的求小利而忘大志行为，深为伤感，随之提刀将猫斩杀了。离山外出的普愿睿智弟子、赵州和尚从谂，恰这时回归南泉寺，当普愿重提此事，要从谂“寻绎”其意时，聪明的从谂一句话不说，只是迅速地脱下鞋子，顶在头上，以显对众僧夺猫纠纷之事是“本末倒置”的理解。对于自己得意弟子的领悟能力，普愿十分高兴，当着众僧对从谂大有赞许，说：“他却领会老僧意旨。”

文宗皇帝的大和七年（公元８３３年），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的陆亘，调任宣州刺史兼宣歙观察使，管辖宣、歙、池三州军政。刚到任，就听到官民讲述普愿大师高尚的道行情操，和在艰苦环境下传法教徒的动人事迹。令陆亘感动而又敬佩，于是决心改善普愿的传法环境和生活待遇。随之，陆亘奔赴池州，登上南泉山，敦请八十六岁的普愿大师下山。在真情的敦请下，３０余年从未下过山的普愿，第一次下了山。当大师来到观察使的驻节地宣城时，立刻受到众多的僧俗信徒热烈欢迎和顶礼拜谒。陆亘为之于寺院中大设法场，供普愿说法。活动之余，这位观察使常将普愿请入他的官署，恭请这位声望明达的高僧，提供以清正高节的说法情操，来资佐治理地方的见解。同时，尽可能关护大师的生活和健康。

普愿毕竟太年高了，乍一改变那几十年默守的生活环境氛围，给其心理上带来了诸多的不适。这种“不适”，又是任何药物能够治愈的。第二年，也就是普愿大师的８７岁上，悄然地圆寂于宣城传法场上。大概是因为操节相类、情感独钟的原因，也就是在同一年内，这位励精图治的陆亘观察使，也因病随普愿远逝。

嘉靖《池州府志》，记载了南泉山，并记述说“山有珍珠泉，其泉仰喷如明珠散落之状。”可知山名来自于这眼“珍珠泉”，而寺名又随之山名。同时提供了这样个历史信息：唐朝文宗皇帝赐额的“南泉承恩寺”，明朝中期它还依然的存在。不论山泉和寺宇的存在与否，南泉寺和以“南泉普愿”为代表而形成的南泉精神，可以毫不惭愧地说，这是池州难得的文化资源，也是池州闪亮的精神财富。可惜的是，建国后成书的诸家方志、图书，乃至以池州全境为收录内容的《九华山大辞典》，对南泉山和南泉寺，均不留一个字的记载。这不能说不是对“家底”的“资源”不清，对地域“财富”的不熟，更是开发池州文化历史过程中的大疏漏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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